煤炭革命不是“革煤炭的命”

众所周知, 共产国际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共产国际有关苏维埃宪法的意见。

15高一涵:《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 《太平洋》1919年第1期, 第1页以下。[23]总之, 处于东南一隅的闽南地区, 因为陈炯明个人的因素而成为较早接触苏俄宪法和实践苏俄制度的地区之一。

梁柏台起草的宪法大纲草案融合‘宪法原则要点精神和革命根据地民主宪法实践经验, 参考苏联宪法。6郑大华:《张君劢传》,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91页。邓毓怡作为梁启超负责的宪法研究会成员和众议院议员, 觉得有必要让学界和政界了解一战后出现的各种新宪法。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 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10个宪法文本, 其中第二个就是1918年苏俄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这说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直接影响了高一涵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

45唐国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宪政落实》, 《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第2页。[9]落款为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张君劢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自序中又提到:我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制宪事业, 留学日本时, 读威尔逊《国家论》, 蒲来士《美国共和政治》, 陆克氏《政府论》, 弥儿氏《代议政治论》, 与安森氏《英国宪法及其惯例》各书。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了司法型听证程序的正式化陷阱，进而限制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19]就行政听证程序而言，理想类型所指代的并不是完美的听证制度设计，而是为了分析的目的，从经验研究中剥离出来的一种设计。[43]此外，与个案裁决过程不同的是，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因为参与主体对程序结果的影响并不直观，最终结论是各方权益共同协商、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结论的可预测性就相对有限，可能落在这一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的任一象限。同时在政策形成的效率和公平方面，规则制定程序也优于行政决定程序。因而政策形成的过程就如同一个蜘蛛网，在这一蜘蛛网中，某一方力量的加倍并不会简单地导致中心点向这一方作同等程度的移动，而是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复杂的均衡。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的听证参加人的代表性。要改变此种单一化的定位，就应以行政任务的具体需求为导向，并对听证程序在行政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出准确界定，以此来修正行政听证的程序构造。

而在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这一司法型=正式化陷阱引起的就是，在美国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行为中，所谓的正式听证程序几乎被完全排除。Kapps v. Wing, 404 F. 3d 105 (2nd Cir. 2005)等。这种推理方式代表了结合具体个案来情境化地判断听证程序是否正当的一种标准。[27]行政机关一方面拥有一定的行政立法权，另一方面，还在制定大量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31]政策在内容上具有公共性，政策形成的目的是通过多方利益协调，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对公共秩序进行调整。而后者则更侧重基于共同目标的沟通，尽管政策形成过程中各方利益的代表人可能针锋相对，但政策总体的价值导向往往是统一的，至少程序参与各方会在政策制定者的主持下形成一个大致的共识。行政机关对公共秩序的调整，包含了对其职权的解释和细化，那么在涉及其他行政机关时，自然也包含了政策制定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职权的划分与联合，应当吸纳其他的行政机关代表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两种相对纯粹的情形是个人分别处于消极地位和主动地位的状态。

也就是说，除了一些流程性事项以外，听证笔录是形成听证报告的排他性案卷。行政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进行交涉和运用的过程，但并非政策中的所有争议均适宜通过听证程序来解决。

[50]根据价格听证所涉事项的特征，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利益群体，而为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还应当吸收其他关心价格制定相关议题的主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行政机关作为听证代表出席更为主要的功能是以听证会为平台来实现决策程序的集中。

而后一种参加人包含了后文将提到的其他行政机关代表。主动地位，处于此种地位的人有权行使严格意义上之政治权利。理论上，行政组织法对各个行政机关之间职能的安排和职责的分配，应当是明确而互不冲突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的，并不仅仅是权力，还是一种行政职责，这与民事关系中当事人可对自己权利进行处分相比有很大差异。五、个案裁决－政策形成型听证程序构造的差异 （一）个案裁决与政策形成的程序结构 个案的特征，在于主要针对明确的一元冲突。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权力行为最终都体现为个人利益的实现，但此时的单独个体不具有区别于他人的利害关系地位，因而并不导出个人在公法上的请求权，个人具有的是客观法秩序所带来的事实上的利益。

[42]对行政决定合意的达成，有利于之后参与人对该决定的自主执行。这一方面可能源于立法技术上的疏漏，对于同一行政法律关系出现了管辖上的重复。

[6] Mathews v. Eldridge, 424 U.S. 319 (1976). [7] Henry Friendly, Some Kind of Hearing, 12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267 (1974-1975), pp1298-1291. [8]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 v. McGrath, 341 U.S. 123, 168 (1951) (Frankfurter, J., concurring); Goldberg v. Kelly, 397 U.S. 254 (1970). [9] 从纯粹词义的角度，将adjudication翻译成行政裁决更妥，在美国adjudication倾向于表达类似司法机关的裁决行为，但由于我国行政法中行政裁决有特殊含义，而adjudication具有比我国行政法的行政裁决更广泛的含义，故此处将adjudication翻译成行政决定。这其实是代表性问题的第一个层面，是组织层面上的代表性，即听证过程广泛地吸纳了对政策议题有权益诉求的群体。

深入到个人在公法上的身份地位这一层面，居于主动地位的个人，其最终目的就是形成高级意志。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

[18] 现实中听证程序的具体安排并不需要精准地符合理想类型中的种种特征，恰恰相反，由于行政任务的复杂多样，其目的、功能以及其中所涉及的争议问题，难免以混合的形态出现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行政行为分为行政决定（adjudication）[9]和规则制定（rulemaking）两种类型。尽管理想类型来源于经验，但由于这一建构过程抽象出了个别现象并予以一定程度的放大，这就意味着理想类型已经脱离了特定的背景，在价值和目的判断上是中立。即便在不同类型中都适用听证程序，但在具体构造上也不具有明显差异。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29]寄希望于立法机关的事前规范或是司法机关的事后救济可能都是徒劳，因此即便在其并不那么擅长的领域，行政机关也需承担决策于未知的风险。因此，在政策形成型听证程序中，作为听证主持人的行政机关需要把握程序目标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各方参与主体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就各自利益进行协商与平衡。

（2）口头辩论听证的主持人在存在偏见的可能时应当回避（5 U.S.C. §556(b)）。第二，听证结论拘束力的强弱还与听证过程双方合意程度相关，当合意无法达成，也就是沟通过程并没有达到理性证成的效果时，行政机关可在说明理由的基础上根据法定职权作出决定。

在个案裁决型听证中，利害关系人以谋求自由状态和合法权益的实现为目的，呈现防御性特点，因而与行政诉讼有较大相似性，但能够进入诉讼程序的仅为公法上的请求权，而行政程序还应包含更广泛的权益关系。[39] 反对冲突与互换冲突是台湾学者赖恒盈提出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一对关系，这一观点借鉴了日本学者山本隆司提出的反对的利害关系与互换的利害关系这对概念。

上文图3已经呈现了政策议题中存在的多元冲突，以及政策形成程序中各方权益互相协调的过程，同时也展现了草案制定者（政策制定机关）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10）最终决定必须包括对案卷中所记载的事实的、法律的或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争议所作的裁定、结论、及其理由或根据（5 U.S.C. §557(c)(3)(A)）。这是由于公法权利的成立，特别是公法上请求权的确立，前提是否认个人对国家的纯粹被动地位，也就是否认国家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完全吸收，那么首先就需要确认个人作为独立主体而拥有的不可被吸收的利益。[40]基于此行政权有限可处分的原则，行政机关与其他听证程序参与人进行利益互换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以理想类型的研究进路，在现有制度雏形的基础上，并结合行政机关功能的变迁，可提炼出行政听证的两种纯粹类型——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这一过程的核心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互换与整合，因此本质上是各程序参与主体间的理性沟通行为。

听证程序本身，对听证参加人双方也有比较明显的约束效果，参加人要为自己的论辩行为负责并承担由这一参与行为产生的结果。在部分法规范中，会以部门陈述人来指代这类主体，以与个案裁决型听证中的调查人员相区别。

[61]另一方面，所谓决策的科学化，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注重的是政策方案在实体上的效果，亦即正确、合理、有效等，这些效果需要多方面的论证材料来支持。[5]而关于什么样的听证才是符合正当程序的，Powell大法官在Mathews v. Eldridge[6]判决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因素：（1）可能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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